重建理性及修复价值才是走出当代艺术困局的方向

  吕澎讲：“当代艺术已不再讨论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支撑着人类文明的人文主义以及知识传统的命运。”今天的艺术家关注新技术、新媒体，他们用最新最繁复的电子技术制作作品，但是并不关注“人文主义”与“知识传统”。

  很多当代艺术家并不把知识放在眼里。知识并不等同于学问或科学，科技是一种可以重复验证的定理，学问是一种观念的陈述，而知识还包括有对自由和真理的向往，包括对终极意义的理解，知识可以抵抗权力的侵蚀或者游戏的心态。没有知识意味着没有深度的思考，也没明确的方向。

  科技只有与人文精神结合，只有成为带有人文色彩的工具，才是科技的最好归宿。如果科技无视人性，碾压自由，那么它带来的将是危机而不是福音。

  新世纪的“工具理性”在中国迅速蔓延，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一切以科技、数字为标准，忽视了人性、文化和生命的价值。工具理性压制着文化，在工具理性看来，文化是原始、落后和低层次的，只有科技与工具理性才代表着进步的新标准。

  百度公司以数据来经营，只看到“三甲医院”的资质而无视医疗广告带来恶果，就是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的结局。人文精神与自由理想被工具理性的标准化所淹没，人性就会被异化，自由的精神就会被物质所淹没。工具理性由此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理性。

  2016年5月1日，一篇微信文章刷爆朋友圈，文中称，大学生魏则西在2年前体检出滑膜肉瘤晚期，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花费将近20万元医药费后，仍不治身亡。

  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扩大了视野，但是科技无法替代我们对于生活的思考，也无法代替精神的归宿，互联网的平台再多也无法消除人的虚无感与孤独感。科技再发达，也无法让我们面对生存与死亡等终极问题——这是艺术与文化的天职。

  科技与文化不同，科技以革命性和创新性为天职，以可以重复验证为标准，科技是一路向前，永不回头的理性，而艺术与文化则要一直回首来时路，在基本的价值上，在人的希望与痛苦中寻求答案，每一代艺术家的答案都不一样，这是艺术与文化的迂回曲折。当科技精神占据上风压制着艺术文化，自然就产生历史的断裂。

  当科技精神掩盖人文精神，艺术创作一切都以最新为标准，“创新”成为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关键词。他们以推翻上一代人为最重要的任务，而不再热衷于在历史中寻根，不再历史中寻找当代精神的借鉴。唯一的野心就是创新，而不是坚守。他们的作品不再寻求永恒性。

  4月，墨西哥伊斯米基尔潘，墨西哥一所高中学生们正蒙上眼睛体验偷渡客夜间行进。

  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个人和时代的精神象征，历史说明我们如何以过往为坐标来看待今天与计划明天。80年代的理想幻灭就是90年代的荒诞与享乐的伏笔，90年代的无意识也是今天的对抗与游戏的来由。

  但是在新世纪人的眼中，历史意识已经消失，历史不再是当代生活的前传，历史不再是今天的借鉴和明天的启示。在当代人看来，历史与今天已然断裂，历史仅仅是蒙尘的照片和档案，我们只存在于当下，不再寻根的好处也许是轻松上路，但是最终没办法摆脱历史断裂的身份迷失和价值的虚空。

  在失去了历史的坐标，失去了对历史重大变革的探究之后，当代艺术就失去了历史深度，当代艺术也不再寻求解决与答案，只有一堆象征反抗的碎片。

  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当地的一处街景。摄影：Nikos Economopoulos

  历史感消逝之后，当代人就像一个虚假的橡皮人，所有的情感、历史感、真实感都被抽空。

  另一方面，艺术家作为一个人却在不停地膨胀——当代艺术以“渎神”的姿态宣布，个人取代神圣偶像与英雄崇拜，批判与质疑一切崇高价值成为许多当代艺术家的唯一选择。

  我们创作着许多“历史题材”，但是作品中的“历史”与现实是断裂的。在面对历史的转折带来的文化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时候，我们缺少德国的“新莱比锡画派”的敏锐。

  东西德统一之后，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一切都走上正轨，德国人的价值观备受考验，人们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反而充满不公平与不确定性。新莱比锡画派的艺术家们创作了离奇、诡秘的超现实主义画面来表达自己彷徨、困惑与怀疑，同时也用苏俄美术教育的具象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忧郁气质，试图在画面上重新寻回德国艺术的自信。今天的我们面临着“新莱比锡画派”极其相似的精神困境，但是却没有敏锐地把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反映出来，只是一味地遗忘或解构历史。

  在藐视神圣、破坏偶像、拒绝信仰的当代精神影响下，传统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上帝被理性所驱逐，宗教成为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宗教对人们不再有精神的感召力，人们不断地向宗教挑战与追问，不断地破坏宗教的神圣，而面对异质性的宗教入侵，他们则表示要“保护文化多样性”。

  西方当代精神中的“弑父”特质，让他们不断地进步，但是也让他们难以建立新的精神高度。面对全球化之下的信仰冲突带来的，单凭“接受多元化”的文化情怀无济于事。西方人针对自身文明不断地怀疑、追问、抨击，一步步消解了崇高的价值与自身文明的认同感。

  当西方的传统宗教不再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追求，当人们不再向往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当自身文明失去感召力与向心力，如何抵挡异质性文化的冲击?如何抵挡来到门口的野蛮人?在极端的的恐怖活动阴影笼罩下，西方文明开始重新审视宗教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西方的当代艺术近年来已不再一味对抗宗教，尽管当代艺术与宗教的天然分歧并没有弥合，但是慢慢的变多的艺术家尝试让自己的作品达到宗教精神一样的感召力，达成宗教的冥思的效果。遗憾的是，我们极少看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追问此种终极命题。

  人总是需要超越感与神圣感来面对现实的残酷和痛苦。当代艺术在完成了“弑父”与“渎神”之后，并没找到解决生存的终极问题的答案，生死、爱恨、时间空间的问题依然困惑着人类。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似乎并不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自身的救赎和超越性精神是一个重要问题。

  许多持游戏心态的艺术家认为自身是反叛者，其实真正的反叛是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以清醒的姿态来直面现实，并与大众保持距离。当游戏与恶搞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真正的叛逆者应该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寻找值得坚守的价值与使命感。

  当然，回到等级秩序、古典审美、传统宗教中去已经不可能，但是当代艺术肯定不能流于游戏化的创作，不能用一种流派掩盖一种流派，不能一味沉浸于破坏与推翻当中，沉迷于生命原始本能，依靠荷尔蒙和非理性的颠覆创作，不能被语言吞噬了自我，重新寻回理想与信仰是重要命题。

  仅仅沉迷于颠覆与反叛，反讽与嘲笑，虚无与解构，最终也会走向对自身的消解，只剩下一个无聊无意义的“萧条”大结局。当代艺术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揭露和破坏，还有建立。也许是时候从达达主义、情境主义的阴影下走出来，在精神废墟上寻找一个重建的方向。

  西方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走出“精神萧条”的药方很多，从新理性到新宗教，再到新文化保守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些药方对于中国艺术与文化不一定适用，但是至少我们该认识到“萧条”的存在，才会寻找“供给”之路，倘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继续沉迷于虚妄、无序和荒诞的游戏当中，永远无法开始精神与信仰的重建。

  如何用艺术与文化来改变“精神萧条”的当代，当然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彻底否定新技术和大众文化，那样的回头路不太可能。像福柯与德里达一样，在哲学中改变文化的语言结构，防止任何理论独占鳌头，这种书斋里的努力似乎也太书生气。也许问题不在于科技对人的异化，也不仅仅在于商业资本对人的规训，也不仅仅在于权力集团的压抑。

  面对精神危机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代艺术终究是要重新回归人文、理想、信仰、崇高与超越性精神，重新寻找到中心、主体才是未来的方向。当代的虚无、游戏与解构仅仅是一段插曲，“萧条”肯定不是最终的答案。

  理性的重建与价值的修复，才是走出“精神萧条”的方向。这决定了我们的“当代艺术”是继续沉浸在个人情绪当中，还是能够回归“当代”的本色——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看这样一个世界，用视觉的形式剖析当代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