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张建云：​马克思“社会化劳动”理论及其在当今数字时代的实现

  原标题：【理论探索】张建云：马克思“社会化劳动”理论及其在当今数字时代的实现

  张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做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及时代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摘 要：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劳动是指在劳动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条件下、以分工协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的劳动”。劳动与不同水平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分工协作的内容不同，社会化劳动的实现形式、程度也不同。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化劳动主要体现为普遍商业化和公司制作的集中化、大型化等。在当今数字技术体系条件下，大数据成为新型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不断消除社会生产中不必要的商业中介环节，促进各行业、各企业、各地区以及生产的全部过程各环节、要素等超大规模网络协同，社会化劳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日益表现为数据资源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分布式与柔性化生产、管理自组织化、交往普遍化等新趋势和特点，对推动社会文明跃迁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化劳动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是个别、是特殊，是人类社会化劳动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体现为普遍商业化和公司制作的集中化、大型化等特点。在当今数字技术时代，大数据成为新型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随着劳动日益与数字技术体系相结合，社会化劳动在大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趋势和条件下，不断消除社会生产中任何不必要的商业中介环节，促进生产与消费相融合，促进各行业、各企业、各地区以及各生产环节和要素的超大规模网络协同，社会化劳动日益呈现为去中介化及分布式、柔性化生产、管理自组织化及交往普遍化等新趋势和特点，对推动社会文明跃迁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化劳动与个体劳动是相对立的。个体劳动是指不直接与他人发生联系的“个人的劳动”,社会化劳动是指在劳动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条件下、以人们之间分工协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的劳动”。劳动与不同水平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分工协作的内容不同，社会化劳动的实现形式、程度也不同。

  马克思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劳动”内涵的揭示是通过对社会化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实现形式的分析而概括出来的，二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需要将二者进行区分，否则，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当成是一般意义的社会化劳动，就没办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化劳动理论的深刻内涵。

  关于“社会化劳动”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1](P296)表明，社会化劳动是劳动在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条件下实现的，由人们之间分工协作联系起来的共同劳动；劳动社会化就是在生产资料与慢慢的变多的劳动者直接结合的前提下，分工协作的密切程度随着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是密切相连的统一整体。一方面，分工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指出：“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2](P499)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按照劳动对象的性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只从事一种工作而不从事其他工作，那么，一切东西就都能更多、更好、更容易地产出”。[3](P323)而且同时，“分工简化了劳动，使劳动更容易学会，由此减少了生产劳动能力的总的费用”。[3](P328)分工能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有分工必须同时有协作，协作是分工的前提，“分工的基本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3](P332)分工与协作密切相联。分工越细，协作要求越密切。所谓协作就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4](P378)协作同分工一样意义重大，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4](P378)因为“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4](P382)因此，协作越是密切，劳动效率就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分工协作包括社会内分工协作和企业、单位组织内分工协作两个方面。马克思当时是结合资本主义分工来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要求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4](P406)马克思强调：“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4](P415)在这里，“个别的分工”即指生产单位即企业内部的分工；“工场手工业”即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创造”的生产单位。我们说，有分工必须同时有协作，因此，劳动的分工协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的分工协作，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业等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农业、工业等内部更细的分工协作，如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等之间的分工协作，等等。二是企业、单位组织内的分工协作，即企业、单位组织内部所有的环节、各个过程及劳动者个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因此，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劳动的分工协作密切程度，体现为劳动者之间以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各个企业、单位组织内的各过程、环节、要素之间紧密协同的过程和趋势。

  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是劳动社会化程度逐步的提升的根本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改进，推动人类劳动的内容日益丰富，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日益增多，促进分工的产生和细化，并为劳动者之间，为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及企业、单位组织内部各过程、环节、要素之间的密切协同创造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分工协作的日益密切，也同时要求生产资料被慢慢的变多的劳动者、被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因为人类的生产的全部过程就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加工、改造劳动对象，生产人工产品的过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4](P209)从全社会角度、从劳动的普遍性角度来说，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越是与更多的劳动者直接结合，越能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就越能促进分工协作密切协同，提高劳动效率。因此，生产资料越是被劳动者直接占有和使用，协作效率越高，劳动社会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是社会化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实现，表现为在劳动与大机器体系结合的条件下，生产劳动中分工协作的实现方式和程度。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劳动的内容日益丰富起来，分工细化的同时要求协作日益密切，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大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建立，随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人类劳动分工协作扩大到全世界，劳动社会化的程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化的实现，表现为社会内的分工协作是通过普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工场内分工是通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聚集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4](P412)从社会内的分工协作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是通过商品买卖来实现的，一方面，劳动产品表现为他人消费、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商品售卖成功，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另一方面，在大机器体系条件下，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之间没办法实现信息的即时即地沟通、协调，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是通过到市场上购买商品而实现的；同时，人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要到市场上获得信息。因此，马克思指出：“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4](P411)毛皮厂、皮革厂和皮鞋厂等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各自生产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商品作为中介把他们普遍联系起来，人们互通有无，并进行分工协作。

  从工场内部的分工协作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是通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集中化、大型化来实现的。大机器的采用促进了劳动分工细化，使劳动的要素、过程和环节增多，大机器作为庞大的机械组织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使用，于是，“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5](P285)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聚集，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既然劳动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劳动者集结在一定的空间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那么，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可以进行协作”。[4](P382～383)资本家通过雇佣制将劳动工人聚集在工厂中，生产资料、劳动者聚集越多、企业规模越大，劳动效率也就越高。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社会化有着非常明显的集中化、大型化等特点。

  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存在内在矛盾，分工协作表现为外部的、表面的联系，表现为原子式的关系，而不是内在一体化或融合。

  资本主义社会内分工协作的弊端：一方面，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之间的信息不能即时即地直接沟通，人们只可以通过市场、通过买卖商品的形式满足需要，实现分工协作。商品中介虽然把全社会的生产者联系起来，进行分工协作，但却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无法即时协同，从而影响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使整个社会生产无法统一协调、平衡发展。生产者既无法确定他的产品在市场上要多少，也无法确知他的竞争者会有多少这样的产品送到市场上去，他只能“凭猜测进行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6](P602～603)因此，在资本家追逐利润、发财致富目标驱动下，“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品所充斥的现象”,[6](P604)生产的盲目性和逐利性造成了经济危机，是人类劳动的最大浪费。

  一是在前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信息是一种权力，掌握在企业组织的上级管理层，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依靠的是组织单位内部上级向下级传达信息，由此个人及各级组织、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高、效率低下；同时，下级依赖上级指令而行动，缺乏灵活性和激励性，导致组织僵化而缺少活力。

  二是资本家为追求利润，逐步扩大企业规模、减少相关成本、提高产量，形成了标准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这在物品短缺的时代还是适应的，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一个流水线生产出的大批量、少品类的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那群消费的人的个性化需要。

  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内在要求之间矛盾日益尖锐。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在当今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体系推动劳动分工协作日益密切，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内在要求数据资源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但是，资本家却慢慢地增加对数据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极力将数据资源据为己有，违背大数据新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造成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更加尖锐。

  与传统技术相比，当今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迅猛发展，随着劳动与数字技术体系不断结合，劳动社会化向纵深快速推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移动通信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各自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日益融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了大数据技术体系，即数字技术体系——数字是大数据的抽象表达。数字技术体系是围绕着大数据的形成、存储、传递、交流、计算、分析、使用、管理及落地应用而展开的，信息数字化技术使物理世界的信息转换成由0和1表达的数字代码，借此，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就可以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进行量化分析了。由此人们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生成、存储、传递和交流信息，形成海量大数据；通过云计算技术加持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对海量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构建模型、算法，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无限丰富且精准的方案、图式等资料或工具，从而极大地提高人脑处理和使用信息资料的效率，促进信息的即时即地交流、沟通和共享、共用，消解劳动过程中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分工协作效率。因此，大数据成为数字技术体系的核心，也是新生产力中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要素。

  劳动与数字技术体系相结合极大地推动生产社会化向纵深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体系促进数字资源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我们说，生产资料被慢慢的变多的劳动者、被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是社会化劳动实现的前提。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大数据成为生产资料中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要素，而数据资源不同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共享或使用会导致价值减少，数据资源不是物质实体本身，而是物质世界的数字孪生，具有可复制性、非排他性等特点；大数据资源共享、共用，不但不会导致价值减少，相反数据越使用、越共享价值越大。大数据资源具有共享增值性，决定了大数据的本质在于交流、共享，在于使用。同时，当前数字技术体系加持的区块链技术通过为数据确权、确保数字化财产的权属和隐私，从根本上推动数据资源的全社会交流、共享和使用，推动数据资源的源源不断产生，加上大数据本身就具有可复制性、非稀缺性、非排他性等特点，使数据资源真正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由于当前大数据是生产资料中重要、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别的资料如机器、土地、劳动力及新能源、新材料等等需要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因此，从长远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正在失去传统意义的重要性，数据资源全社会共建共享、共同占有和使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未来社会，“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5](P236)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劳动产品不用再以商品为中介，不用再经过“迂回”的途径就可以到达消费者手中。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建共享、共同占有和使用将极大地消除劳动中的不必要商业中间环节，促进生产与消费一体化，促进社会化劳动的深度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体系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超越时空和信任，从而推动分工协作日益密切，即时协同。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智能网络，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安全可靠等功能，通过建构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不断消除由于不信任而造成的交往成本；而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技术又使协同合作可以实时、瞬间实现。由此，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智能网络为形成自由组合、自由聚散的劳动者协同合作共同体搭建平台，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可能。基于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智能网络，劳动者之间，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单位内部各过程、环节和要素等之间，就可以自由结合而实现大规模、跨边界的分布式协作。这种自组织、分布式协作规模可以是数万人或成千上万人的超大规模协作，在时间上可以是短期也可以是长期，从效率上看，协作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极大提高。

  数字技术体系推动大数据资源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消减商业中介性，增加其服务性，消除社会生产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促进生产与消费相融合，促进各行业、各企业、各地区的生产相融合。

  一方面，数字技术体系消减不必要的商业中介环节，促进生产与消费相融合。在前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消费是两个相互分割的领域，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的人要经过数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通过商业中介才能实现信息沟通和分工协作，每个环节也都可能会由于主观、客观各个原因而出现不通畅现象，从而影响效率。而在数字技术体系条件下，智能互联网将生产与消费直接连接起来，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信息即时交流，大大地缩短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信息链条，建构生产互联网及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网络，提高协同效率。表现在：在现实的有形商品的市场上，需要物流环节，数字技术体系通过实现流通环节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通过在仓储、分拣、运输、配送等物流的各个核心环节应用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等智能硬件和软件，提高物流感知性能和智能管控能力，实现商品从产地直接到达消费者的点对点交易，消减批发商、承包商、转运商、出口商、零售商等中间环节及其利润盘剥，使生产者和消费的人两头受益。而在数字商品市场上，不需要物流环节，没有仓储环节，不存在任何一个环节信息不通畅等问题，从而不断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同时，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产品库存管理等方面也发挥巨大功能，杜绝信息欺诈、浪费及损耗等现象，实现精准预测，优化新零售供应链。由此，传统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由过去作为中介控制生产，转变为通过解决痛点而服务生产；由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通过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来实现自身价值。同时，有形的物理空间市场日益消减，无形的互联网空间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连接起来。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体系不断打通不同层级、不一样的地区、不一样的行业等之间的数据壁垒，打通信息连接痛点，消除社会生产中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实现生产一体化。以供应链为例，供应链是指生产者制造产品(或服务)并将其提供给用户消费所涉及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包括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等众多主体，不同主体之间有大量的交互与协作。传统技术时代，产业分工逐级细化，但由于数据(信息)无法即时即地交流共享，导致核心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管理能力弱化，协作成本高昂；且不同企业相互独立，不同主体之间数据类型多、量大，再加上隐私、安全等考虑，造成不一样主体之间数据资源交流、共享困难，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分工协作无法超越行业、领域及地区等的限制而深入发展。而在当今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体系加持下的区块链网络将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等众多主体连接在一起，区块链分布式记录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品(服务)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全部数字信息，且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各协同主体可即时获取、查阅各类信息，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做出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的更好决策。同时，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实现合同条款的自动执行，当新交易产生、新数据录入时，智能合约自动检验测试是不是满足相关条款，然后按照条款自动履行，消除不必要的中介环节，极大地提高效率。

  传统技术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协作是通过企业主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聚集在一起、通过科层制管理模式来实现的。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数字化生产不要求必须集中化、大型化，而要求必须数字化、网络化。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不断实现生产的各个过程、所有的环节和要素的即时即地超大规模网络协同。

  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企业通过设备、数据与信息的互联互通，就可以建构数字孪生的数字化工厂，建构人—机—物的深层次地融合的互联网空间，基于这一个数字互联网空间，将企业的创新链、生产链、供应链、营销链等的数据全面整合到产业网络站点平台，从而推进企业超大规模网络协同生产，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实现原料、人员和设备等最优安排。

  例如企业研发设计环节的即时即地协同，即基于数字技术体系，利用5G、AR/VR、数字孪生技术，实时采集现场实验画面和实验数据，通过智能网络同步传送给分布在不同时空的科研人员，实时生成部件、设备、环境等数字模型，并能实时修改和完善。再如生产环节，在产业互联网链条上，企业通过智能化分布式网络，共享技能和知识，中小型企业通过授权的方式形成虚拟企业，实现全球化生产协同，不受地理空间限制，可以更多地依靠本地资源和本地服务等。数字化工厂以网络站点平台为基础，以使用权共享为特征，围绕制造过程所有的环节，整合和配置分散的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可以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

  数字化网络超大规模协同生产，使社会生产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实现社会化，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一体化，——这种社会化、一体化不同于传统大机器时代的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而是表现为分布式、自组织式趋势。在数字技术体系条件下，公司制作不一定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聚集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这使人类的劳动不断摆脱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全部过程乃至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社会化、一体化，从而消除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推动生产力革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4](P96～97)未来社会的生产就如同鲁滨逊一个人的劳动一样，是“一个社会劳动力”的生产，即劳动者自由结合起来，自觉地按照有必要进行计划生产，自我组织和管理，并像鲁滨逊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样，满足社会上每个人的个性化需要，——这是劳动社会化高级层次。当今时代，在劳动与数字技术体系相结合的条件下实现的社会化劳动的发展及其趋势，为我们思考未来社会提供经验支持。

  生产资料被慢慢的变多的人、被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是社会化劳动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劳动社会化的深度发展也从根本上推动资源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当今时代，大数据技术体系条件下劳动社会化的深度发展，首先最重要的是促进数据形式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只有如此，数据才能被机读、被计算机抓取和调用。数据不统一，会形成信息孤岛，限制分工协作的深入发展。在数据形式标准化、统一化基础上，劳动的分工协作内在要求各个企业、单位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从而推动各企业、各行业、各领域及各地区之间的数据互通，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使彼此之间从设计、生产到服务管理等各个过程和环节的各种信息共创、共享，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用和共治，进而形成覆盖全国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大体系，促进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由于数据资源是生产力中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因此，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创、共享、共用和共治趋势，将从根本上促进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使用。

  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信息是一种权力，社会化劳动的分工协作依靠的是组织单位内部上级向下级传达信息，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而在当今数字时代，信息是一种资源，基于数字智能网络，社会化劳动的参与节点，即工作任务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自由连接，共享数据资源，具有高度自治性。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架构为基础，劳动者自由协同合作共同体日益兴起，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系统，是一种基于区块链运行逻辑的组织架构和功能单位，它能够按照数字化合约规则，在没有外部强制指令条件下，自主运行。在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网络技术基础的自组织管理模式下，社会上所有的领域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及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结合而形成大规模、跨边界的分布式协作。劳动协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劳动者协作共同体基于智能网络站点平台共同管理，共同协商，共同解决。这种基于数字技术体系而实现的自组织、分布式协作前所未有，是人类开辟的全新的组织模式和协作范式。

  传统技术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是两个相互分割的领域，社会化劳动表现为企业“集中化、大型化、标准化”生产模式，生产大量的少品种、大批量的产品，能够很好的满足消费者一般性、功能性消费需求，但不能充分满足那群消费的人个性化需要。而在当今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劳动空间表现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合，借助于数字虚拟空间，社会化劳动不断消减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超越时空即时即地沟通、联系，从而使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由此，企业就可以及时、准确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求，为企业给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和服务打下基础。企业柔性化生产模式就是以消费为中心展开的生产模式，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产品。

  由此，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计划生产，以产定销，产销一体，也就可以大量降低成品库存，防止恶性竞争和过度营销，避免生产过剩危机。同时，社会化劳动也无需依靠严格的时空聚集模式和中心化管理模式，而日益表现为分布式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愿望以及客户的优化设计方案等也可以即时即地传递给生产者，转化为企业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工艺、技术等，使企业能够为用户提供精准生产和服务，满足那群消费的人个性化需要，提高生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种个性化定制、个体性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企业的数字化技术全面升级改造、超大规模网络协同机制基础之上实现的，企业的生产能力表现为生产一件产品与生产多件同样产品，具有同样效益。由此，在智能网络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支持下，劳动者自由联合起来，按照有必要进行计划生产将不断得以实现。正如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7](P689)

  在当今数字技术体系下，数字技术体系推动劳动社会化向纵深无限延伸，分工协作表现为大规模网络协同模式，所有的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日益融合，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日益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推动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人们交往的普遍化、全面化、泛在化的深度发展，使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在数字孪生的“地球村”中，人类的普遍交往不断摆脱时空和信任的限制，不断摆脱彼此联系的外在性和表面性，深入到人类实践活动所及的任何细节和情境中，结成自由联合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7](P358～359)只有在人类不断实现的普遍交往中才能实现，无疑，当今时代社会化劳动和人类普遍交往的深度发展，正在为各民族的行动能“一下子”同时发生创造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必须指出，当前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起步，数字技术体系的形成起步，劳动与数字技术体系相结合所推动的数字化、网络化分工协作也起步，因此，在当前的现实实践中，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网络所实现的分工协作常常遇到各种困境和问题，例如，企业数字化程度不高，数据沟通不畅，数据更新延迟等，导致分工协作受阻。但是我们始终相信，随技术的逐渐完备，随着时下人们的不断探索和磨合，数字技术体系推动的劳动社会化深度发展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势不可挡，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不断跃进。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理论探索】谢昌飞：马克思“按需分配”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从西方左翼学者的质疑谈起

  【理论探索】梅文韬：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三重维度——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分析